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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份精准地图出自他之手

2020-07-21 浏览次数:

  今天,你随手打开手机地图,一键就可查询地点或者导航,如此习以为常。那么你是否能想象,如果一个国家连一张准确的地图都没有,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84年前,一位学者在一次工作考察中煤气中毒,逝世于长沙湘雅医院,年仅49岁。他去世之时,学界震动,举国悲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道他的名字的人越来越少,而他为中国作出的贡献不应被遗忘。

  今天,小竹子带大家一起走近这位从泰兴走向世界的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也是把科学带入中国地图绘制的第一人——丁文江。

  九州四海,曾无图可用

  1887年4月13日,丁文江出生于泰兴黄桥镇米巷一户富裕家庭。14岁那年,他离开家乡,来到新式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上学。15岁时,丁文江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待了两年之后,他听说英国留学比日本便宜,于是辗转来到英国。在英国,他学习勤奋刻苦,一年跳了三级,在1906年18岁那年,考入剑桥大学,然而半年后,他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

  无奈之下,丁文江只好考入学费较低的格拉斯哥大学继续学习。格拉斯哥大学虽说比剑桥学费便宜,但也是英国顶尖名校之一。短短3年后,丁文江就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地质学和动物学的双学位,还掌握了英、法、德三门外语。

  1911年,丁文江学成归国,这年他24岁。在中国西南地区考察地质时,他使用的是以17世纪天主教教士为康熙皇帝准备的地图为底本编制而成的地图。这种过时近二百年的地图令他时而南辕北辙,时而舍近求远,一直在迷路和找路中徘徊。通过实地验证,他更加确信这份古老的地图信息严重滞后,其传递的地理信息也是错误连连。

  结束野外考察后,丁文江来到上海南洋中学执教。然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英国伊顿”的新式城市校园中,不仅没有矿物岩石、没有生物标本,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教学地图都没有。

  丁文江担忧,没有准确的地图,不但政界、商界等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会受阻,而且最后必然导致作为祖国未来希望的青年人的地理知识极度匮乏。试想,没有科学绘制的行政与地形图,怎能引发国人构建整个国家的概念,又何谈救国?疏于对国家各民族的风情民俗、语言类型等人文地理知识的了解,社会何谈稳定?人民何谈治国?不知矿产、农产等自然资源的分布,何谈富国?

  没有可用之地图?那就凭着自己打造一份!年轻的丁文江一边思量,一边已经在心里开始摹刻第一张现代中国地图。

  层层筹划,开启填绘工作的序章

  1913年,丁文江在其起草的《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中,首次提出对国家进行大规模地质调查并且绘制地图的计划。随后,他与翁文灏等人成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当年即开始实施去云南调查矿产的计划,并于次年亲赴云南与四川多地开展调查工作。可以说,正是地质调查所的成立开启了中国人运用近代地质学知识进行地质调查和地质图的填绘工作。

  1916年地质研究所教员与学员合影,前排从左至右分别为翁文灏、章鸿钊、丁文江。

  在搜集地图和地质资料的过程中,丁文江得到了一部极其重要但是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中文文献,那就是后来备受他推崇的《徐霞客游记》。通过徐霞客留下的珍贵资料,丁文江与这位传奇历史人物相遇、相知,不仅为其日后的地图绘制工作做了一定的准备,更是让这位古代地理学家的价值在现代得到极大彰显。

  在地质调查所成立之初的十年内,在丁文江为首要领导的团队不断搜集、绘制地图资料,填补着中国地质图的空白。1920年绘制出中国人测制的第一幅详细地质图件1:10万北京西山地质图,1924年完成中国第一幅1:100万《北京-济南幅》地质图,1926年和1929年又先后完成《太原-榆林幅》和《南京-开封幅》。

  1929年,丁文江再次策划了西南等地的调查工作并组建了科考队。他给自己和团队定了条规矩:“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丁文江和他的学生们不畏艰辛,收集了大量数据,包括地质记录、地貌描述、地质填图资料、人文资料等。为了绘制的地图足够准确,他们仔细测量每一寸土地,在滇、黔、川等省调查时,沿途测制了多幅路线地质图、剖面图。在广西、山东等地调查时,他们绘制了不少矿区地质图。当时的地质调查条件有限,加上军阀割据,可谓举步维艰,丁文江最喜欢的弟子赵亚曾就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年轻的生命,足见这些成果的难能可贵。

  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一寸一寸画、一幅幅心血叠加起来,汇成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开创了中国野外实测地质图的先河。在丁文江的带领下,经过十多年的探索考察,又经历两年的汇编整理,《中华民国新地图》于1934年4月20日正式发行。为了压低购买成本并便于携带,丁文江在原图的基础上将地文图与人文图结合形成缩编本《中国分省新图》,共有地图 31 幅,于1933年8月16日先行出版。

  它首次采用分层设色法,将中国地势三个台阶的概貌清晰明了地展现了出来。分层设色法还对比甄别了国内外出版的7700余幅中国地图,一幅一幅订正校对,将中国的矿产资源、民族分布,甚至语言等人文地理知识,都一一罗列在这幅地图册中。这样伟大的规模,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是空前的,在中外地质史上也十分罕见。从此,我们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完整地图。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就是拿着这幅地图去和周边国家进行国界谈判。20世纪50年代,和印度的边界谈判,同样是以这幅图为依据。

  为中国地质教育事业呕心沥血

  地图是有了,可藏在地图之中的矿藏、古生物等等,根本无人研究。因为那时正处于民国初期,国人对地质学的重要性毫无认识,就连北京大学地质系都招不到学生,不得不停办。丁文江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建立地质调查所时,他就四处奔波,到处宣传招生。

  没有老师,他就亲自为学生上课,讲授古生物学和地文学;没有资料、仪器、设备,他就向北京大学借用,就连学生们的宿舍,都是他一次次磨嘴皮子借来的。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1916年7月,地质研究所22人结业,获得毕业证书的18人都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这些学员日后成了中国最出色的地质学者,被称为地质学界“十八罗汉”。

  为了让地质学获得长远发展,丁文江还将目光瞄向了北大。1917年恢复的北大地质学门(后改为地质系),由于老师经验不足,教学质量很差,丁文江就到处张罗人才。得知李四光取得英国伯明翰大学地质系硕士学位后,他立马动员李回北大任教,这才奠定了中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地质学系的基础,也才有了后来的中国地质学之父,而中国地质学也终于开枝散叶。

  带领中国地质学术走向世界舞台

  丁文江所生活的中国,社会动荡,硝烟四起,学术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但中国学者在世界学术界基本处于“失语”地位。为了中国地质学尽快发展,也为了中国地质学能占据世界地质学版图中的一席之地,丁文江用英文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并前往华盛顿出席国际地质学会会议,宣读来自中国的研究论文。

  在1935年8月的《自然》杂志中,他还向国际学术界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工作。就这样,通过一篇又一篇论文发表,一次又一次谦虚介绍,在丁文江的努力下,世界科学界知道了中国学者即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也承担着属于那一份科学责任,学术国际化在近代中国也终于不再是一纸空文。

  丁文江以一己之力,让中国在世界地质学的地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他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他这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发展呕心沥血,他曾出任《中国古生物志》总编辑,用了不到十五年的时间,汇集各类专辑多达一百巨册之多,成为世界各国地质图书馆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中国古生物志》也成为中国近代最早获得世界声誉的科学刊物,由此奠定了中国地质科学史上不可动摇的显赫地位。

  1935年末,华北危机。应铁道部长的邀请,丁文江到湖南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情况,为中国做抗战所需燃料准备,却没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参与地质工作了。为了测量煤层厚度,他不顾劝阻,深入到倾角45度,斜深170米的矿洞底,亲自测量煤层厚度,不幸煤气中毒。后来,衡阳医生施行人工呼吸时,不慎将他的肋骨折断,又没能及时发现。得知丁文江生命垂危,蒋介石派专机带医学专家前去营救,无奈回天乏术。1936年1月5日,丁文江病逝,年仅49岁,葬于长沙岳麓山。

  如今,在泰兴黄桥镇丁文江故居,成立了丁文江纪念馆,纪念这位绘制出中国人自己的第一份地图、用生命谱写出中国地质史的爱国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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